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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军营长皱了一下眉：“这些人都靠得住吗？”这话是望着马汉山问的。
马汉山在车里对方孟敖：“方大队，你先进去，我跟李营长配合一下？”
方孟敖：“好吧。你们好好配合。”
马汉山开了车门跳了下去。
方孟敖的车开进了军营。
马汉山向后面的车挥手：“开进来！都开进来！”
三辆卡车咬着尾巴开进了大门。果然是鱼龙混杂，车上有戴礼帽、穿西服的，有剃着板寸、穿中山服的，竟还有戴着藤帽、穿工装的。有些空着手，显然是腰里别了枪；有些显然没有枪，手里拿着粗粗的螺纹钢或又宽又厚的钢棍。
那个青年军营长看得两条眉毛都并成一条眉毛了，最后一辆车开过他面前时，竟还有人舞着钢棍向他挥手招呼，其中一个还冲着他笑——这个人竟是老刘！
方邸二楼行长办公室。
“曾督察认为是共产党给我们行长透的消息吗？”谢培东没有看曾可达，也没有看面向玻璃窗外的方步亭，只是问道。
曾可达：“我从来没有这样认为。”
谢培东：“那曾督察认为是谁给我们行长透的消息？”
曾可达：“谁透的消息都不重要，我只想知道方行长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时候直接去找梁经纶，说他是我们的人。”
谢培东必须看方步亭了，希望他接言，至少给自己什么暗示。
方步亭依然端坐不动，只望着窗外。
谢培东只好自己接着对话：“曾督察实言相告吧，梁经纶到底是不是你们的人？”
曾可达来就是为了摊牌的，摊了牌也才能谈判，不再迟疑：“梁经纶是我们的人。”
谢培东向方步亭说道：“行长，曾督察既然坦诚相告了，还是您来说吧。”
方步亭慢慢转过了半个身子，却是端起了茶海上那杯茶，向曾可达一举：“请喝茶。”
曾可达连忙端起了杯子。
方步亭又瞟了谢培东一眼：“喝茶。”
三个人都喝了一口。
方步亭：“你们接着谈。”放下茶杯，没有再看窗外，面对着二人。
谢培东：“行长，北平分行的难处一直是你在担着，委屈也一直是你在受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就不要再憋在心里了。你不说，我也说不到位。”
曾可达立刻接言道：“谢襄理说得很对。来的时候，经国先生也是这样指示我的。有什么难处，有什么委屈，请方行长都说出来。凡是他能解决的，一定帮忙解决。”
方步亭虚虚地望向曾可达：“曾督察能不能先回答我开始问的那个问题？”
曾可达：“哪个问题？”
方步亭：“为什么是三个杯子？”
曾可达的脸有些红了，尴尬了片刻，站了起来：“我先向方行长道歉，回去再向经国先生检讨。经国先生送给您的本来是四个杯子，我不小心摔碎了一只。”
方步亭：“那怎么变成三个杯子代表我们三父子了呢？”
曾可达的脸通红了：“是我的临场挥……”
方步亭：“经国先生并没有这个意思？”
曾可达：“没有这个意思。”
“好。”方步亭态度立刻和缓了不少，站了起来，手一伸，“曾督察请坐。”
曾可达再坐下时，连端坐也不自然了。
方步亭却没有再坐下，转望向谢培东：“把纸拿给曾督察。”
谢培东站起来，赶忙走到办公桌前，拿起一叠公文纸、两支削好的铅踅了回来，放在曾可达的茶几前。
方步亭：“既然是经国先生派你来的，请你把我的话记下。最好照我的原话记录，不要加上你的理解。曾督察同意吗？”
曾可达严肃了，拿起了。
方步亭站在那里，声调铿锵，渐转高亢：“民国十七年，我方步亭在美国，虽然适逢经济萧条，可作为耶鲁大学的教授，莫说与中国人比，跟一般的美国人比，生活也是可以的。你们的宋子文先生，又写信又派人请我回国，说是国家有难，学人有责，要建中央银行，建立金融秩序，恢复国民经济，有厚望焉。”
曾可达开始记得有些滴汗了：“请方行长说慢些。”飞快地写着后面几句话。
方步亭只等了他少顷，接着还是那个语：“我放弃了在美国的洋房花园，放弃了高薪待遇，带着妻子和两儿一女回了国。没有向政府提任何要求，一心为蒋先生的国民政府搞金融，赚了多少钱，你们可以去翻翻中央银行的档案；国民政府又给了我多少钱，你们也可以去查查我的收入。‘八一三’上海沦陷前，政府十万火急要我将中央银行金库的黄金、白银、外汇尽快尽量运往后方，连船都是我向民生公司卢作孚先生要的。说来没有人相信，为了载重量，我把夫人和孩子都撇在了上海……后来的事你们都知道的……我的妻子、女儿被日本人炸死了，过了两年才把小儿子接到了重庆。大儿子呢，正被你们派来报应我。”
曾可达停下，抬起头，现方步亭并没有叫他回答的意思，只好又赶着把后面的话记完。
方步亭接着说道：“我那个小儿子惦记他大哥，请我的一个下属不时去看看他，捎点儿东西，兄弟之情而已，硬被你们办成了一个共产党的案子。现在崔中石不明不白死了，又弄出个假共产党梁经纶来套我那个傻儿子。曾督察，你刚才问我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时候去找那个梁经纶，点出他的身份。我也请你帮我问问经国先生，哪个父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被人安个共产党的罪名，杀了一个又弄出一个，最后谁都可以用这条罪名来杀他，却不管不问？如果经国先生不好回答，我可以直接写信托人转给蒋中正先生。他是总统，也是父亲，请他教教我，遇到同样的问题，他会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