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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0节（第1页）

西迁回鹘的宗教信仰也发生了变化。甘南的裕固族信奉喇嘛教格鲁派（黄教），新疆的回鹘则在公元10世纪中建立的喀喇汗王朝时期全面接受了伊斯兰教。其实这丝毫都不奇怪。因为早期伊斯兰正是阿拉伯半岛上贝都因人创造的游牧商贸文明，也是回旋轻捷有如鹘鸟的。

只不过，这是后话。[44]

半盘胡化

灭亡回鹘的是黠戛斯。

黠戛斯（读如侠加斯）在名义上是铁勒的一支，实际上却是白种人。他们身材高大，头发火红，皮肤白皙，眼珠则是碧绿的。人类学家认为，这是条顿民族（Teuton）的体质特征。换言之，活跃在大唐帝国的还有日耳曼蛮族。

蛮族是能够改写历史的，黠戛斯也一样。

不过，黠戛斯把回鹘打得七零八落以后，自己居然也不知去向，直到蒙古人兴起之时才重返历史舞台。至于他们的后裔，在俄罗斯叫哥萨克（Cossack），是骁勇的骑兵；在中国则叫哈萨克（Kazak），是勤劳的牧民。

黠戛斯人进入中国的时间已不可考，只知道他们在汉代被称为坚昆。坚昆的习俗是：孩子生下来如果是黑头发，便会视为不祥；如果是黑眼珠，则被看作汉将李陵的后裔。可见他们其实早已混血，但又坚持白人的身份。[45]

其实黠戛斯人不必在意，因为混血是大趋势。

趋势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就开始了，到隋唐两代更是愈演愈烈。之前还只是通婚造成的种族变异，后来就从自然发展到了文化。胡人的生活方式影响到衣食住行方方面面，仿效胡人习俗则蔚然成风，甚至引领着时尚的潮流。

这就叫胡化，也叫胡风。

胡化是从长安波及全国的。这固然因为首都总是开风气之先，也因为那里聚集着大量的侨民。安史之乱后，回纥在长安的常住人口总在千人左右，冒充回纥的粟特人数又要加倍。贞观年间的突厥侨民更多达万户，至少占到当时长安总人口的三十分之一以上，数量可谓惊人。[46]

更重要的是，侨民当中不乏非富即贵的头面人物。波斯的王子，突厥的将军，吐蕃的使节，西域的高僧，粟特的大鳄，回纥的商人，是这个特殊群体的中坚和主流。他们在长安和洛阳买豪宅，建高楼，置田产，任要职，娶妻生子乐不思蜀，俨然中华帝国首都之一员。

与之交往的则是大唐的上流社会，包括皇亲国戚、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。他们流连忘返于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长安西市，纸醉金迷于胡人开设的高档会所，乐此不疲地参加各种派对，因为那里不但有好听的龟兹乐，好看的胡旋舞，好喝的葡萄酒，更有如花似玉的胡姬充当陪酒女郎。

对此，诗人李白曾直言不讳：细雨春风花落时，挥鞭直就胡姬饮；落花踏尽游何处，笑入胡姬酒肆中。哈！难怪他会“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了。[47]

名流带头，追星族岂会无动于衷？

何况胡人的生活方式也确实很够刺激。打马球展示着雄性的力量，着胡服则体现出女人的性感。前者是波斯人的发明，所以叫波罗球（polo）。后者的特点则是衣袖窄小剪裁贴身，尽可能地凸显女性的身材和曲线，其风采可以概括为这样两句诗：回鹘衣装回鹘马，就中偏称小腰身。[48]

呵呵，小蛮腰。

所有这些，都让长安少年的肾上腺受到刺激，荷尔蒙分泌增多。早就被李世民立为太子的李承乾，甚至一心一意要做突厥人。他不但说突厥话，穿突厥衣，还在东宫院内搭起帐篷竖起狼头旗，一本正经地扮演起突厥可汗来。

演出极其认真。李承乾找来一批长得像突厥的人，让他们披着羊皮编着辫子扮作突厥武士，自己则假装可汗死在了牙帐里，然后命令这些群众演员按照突厥习俗割面流血号啕大哭，骑着马围绕牙帐默哀。直到这时，李承乾才忽地一下坐起来说：如果真能这样，岂不快哉！[49]

太子殿下如此，风气可想而知。

大唐的女人也不甘落伍，她们的服饰则始终如一地“崇洋媚外”——戴耳环是跟波斯人学的，叫步摇；搭披肩是跟印度人学的，叫巾帔（读如配）；发型是跟中亚人学的，叫髻堆；脸妆是跟吐蕃人学的，叫面赭。当然，她们绝不会只有一种装饰风格，但长安肯定是时尚的风向标。

她们的帽子更是与时俱进。唐高宗以前，女人帽檐有布帛下垂，长可过膝；后来就只有丝网，垂到脖子；再后来改戴胡帽，露出脸蛋；最后干脆不戴帽子，露髻出行。[50]

总之，大唐的女人是衣服越穿越小，身体越露越多，参加活动越来越频繁。她们甚至会身着男装骑着马去踏青或者打球。球场上，英姿飒爽的女人纵横驰骋娇声呐喊，围观的男人们则报之以一阵又一阵的叫好声。[51]

看来，大唐的男男女女都有了“胡心”。[52]

这当然有问题。因此，唐高宗咸亨二年（671），朝廷下令治理整顿，可惜收效甚微。这个混血王朝的臣民似乎已经拿定主意，要在文化上也变成混血儿。唯一的变化是随着吐蕃和回鹘的兴起，女人的妆扮改成了回鹘发型吐蕃脸，尽管她们被告知这绝不是一个中华儿女应有的模样。[53]

请问，这该算是半盘胡化呢，还是全盘？

姑且算半盘吧！

但即便只有半盘，也足以让大唐的世界五彩斑斓。也许很少有人能够想到，当时的长安已能吃到通行于中亚、印度和伊斯兰国家的抓饭，开元以后更是以胡食为时尚。长安城里“西餐厅”之多，恐怕不亚于今天的上海。[54]

当然，不可或缺的还有葡萄酒。

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葡萄酒与唐人的关系实在太密切。尽管它在汉魏就已经传入中国，自己酿造却是在征服高昌之后。太宗皇帝甚至亲任酿酒师，在原来配方的基础上加以改造，监制出了八个新的品种。[55]

这样的皇帝，也属罕见。

事实上唐代胡风之盛，与皇帝关系很大。有唐一代长安盛行打球，就因为唐太宗开风气之先。唐玄宗李隆基更是个中高手，曾经让吐蕃的球星自愧不如。此后的宣宗、僖宗都是球员，穆宗、敬宗都是球迷，打球岂能不成风气？[56]

此外还有建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