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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博林从桌子上拿起一只用美洲绿木板制成的小匣子，里面衬着灰色压花锦缎，外面镶着象牙。在淡绿色的匣子盖上画着一个满面笑容的裸体女郎，一个又白又胖，象战前的小白面包似的爱情之神，正拉弓向她瞄准。女人的大腿修长而匀称，她的一只手屈于风俗遮盖着胸部，而另一只手在突起的岩石上支撑着。

  &1dquo;我希望这会给你，柯萨切夫斯基先生，提供些实质性的东西，不是吗？”

  小匣子，确切地说，这是侦察人员在法衣圣器室里被打碎的窗子下面的雪堆里现的碎片，它未被列入失窃物品的清单中。令人难以理解的是，如此轻浮的画象竟然是法衣圣器室收藏的物品。

  &1dquo;你有何高见呢？”

  &1dquo;先应当找到它的主人。象牙镶嵌技术极为出色，上面还有物主的徽记。”

  &1dquo;那么，这件事就由你来办理。”我看了看表。法衣圣器室执事的助手对我说，吉洪主教想见我。让俄国东正教的脑人物等我可是有点失礼。

  然而，同吉洪的会见却未能实现&he11ip;&he11ip;

  四

  莫斯科的主教办事处的官员站在我写字台前几步远的地方。

  &1dquo;至圣的主教大人让秘书打来电话说，他对不能前来克里姆林宫深表歉意。但是，他很高兴明天能在他的特罗伊茨住地见到你。如有事转告，敬请吩咐。”

  &1dquo;请转告主教大人，我接受他的歉意，”我说，&1dquo;还请转告他：民警局苏维埃大楼接待来访者的时间是从每天下午三点开始。哨兵会送他进来的。”

  官员不知所措地看了我一眼。

  &1dquo;请弄点墨水来，瓶子里干了。”

  &1dquo;你要红色的吗？”他满有把握地问我，看来，他以为布尔什维克的委员们只喜欢红色。

  &1dquo;黑色的，它代表君主的颜色。再拿几张纸来。”

  这次谈话是在那间空荡荡的大房间里进行的。我在那里一边等着主教的到来，一边就法衣圣器室被窃之事给苏维埃主席雷恰洛夫写调查报告。

  这个房间与普通的办公室毫无差别。笨重的文具和在旧俄时必备的摆设——&1dquo;宝鉴”占去办公桌的一个。&1dquo;宝鉴”是一个三棱镜，上面贴着做为永久法律和法令的著名的彼得大帝的敕令。

  &1dquo;&he11ip;&he11ip;如果人们都不守法，或者如同玩纸牌，愿出哪一张就出哪一张，那么，即使把法律写在纸上也是白费。世间不会重蹈我们的覆辙。然而，某些现象尚存。一切邪恶将受到真理的惩罚。”

  &1dquo;宝鉴”上的那张写着法令的纸已经黄，从二月革命起没有再换的。

  驼背仆人送来了墨水，倒进墨水瓶里。他确信，我不再需要其他东西后，就退出了房间，小心翼翼地在身后关上了门。

  无论是调查报告，还是提纲，我过去都没写过。我搞过宣传，坐过牢，在集会上做过演讲，打过枪，可是写报告&he11ip;&he11ip;尽管在我面前摆着克贝尔和卡尔塔绍夫的报告样本，我仍然是提心吊胆地去迎接这种陌生的工作。

  &1dquo;兹向您报告&he11ip;&he11ip;”头一句话似乎还行，往下就越写越糟。我被那些烦人的&1dquo;这方面”&1dquo;那方面”&1dquo;上述”&1dquo;下述”之类的用语弄昏了头脑。我一连撕了好几张纸，而调查报告仍没写出来。

  已经是下午一点了。我连早饭还没有吃，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想吃东西。正在倍尝创作之苦时，接到了雷恰洛夫的电话，他要我两点钟去见他。这表明，不是在两点半，也不是在三点，要在两点整，准时去见他。

  有时，我觉得民警局苏维埃主席的整个生活就是为了反驳那句谚语：俄国人的每一个小时都要长一些。在他的概念里，这一个小时同德国人或者英国人的毫无差别，也同样由六十分钟组成。

  一般来说，绰号总是暗示着一个人的某种不寻常的特征。雷恰洛夫以绰号&1dquo;帐房先生”而出名，这是指他过分认真、守时和严于律己。

  我们是在一九o四年认识的。当时他领导着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，而我和中学的同学们常去拜访他。不过我们交往从密还是在流放期间。

  我参加了一九o五年十二月党人在莫斯科举行的武装起义，在斯托雷平反动派气焰嚣张之时，被控告有罪，有可能被处以绞刑。但是我很走运。两个证人在法庭上改变了自己的证词；而另外一个最危险的证人，则在出庭的前天晚上死。总而言之，我只被判处流放。

  判决使审讯员大失所望。他审问了我三个多月，当然，他指望重判。那是个胖子，患有多血症，家庭里正闹不合，上司对他又有成见。而他又遭受到的挫折&he11ip;&he11ip;

  &1dquo;别难过，”我安慰他，&1dquo;听说，在托波尔辛那流放的犯人象苍蝇似地死去。”

  &1dquo;您是不会死的，”他忧伤地说，&1dquo;年青又健康，面色白里透红。您干吗不在那儿定居呢？那里是省会，知识分子又多，还有戒酒协会和中学&he11ip;&he11ip;我本人就是在那儿出生的——我都清楚。如果您想知道的话，那可是西伯利亚的彼得堡。”

  没有把我留在&1dquo;西伯利亚的彼得堡”，而是打到萨马尔斯克村去了。不过，我觉得那里的确是不坏。在多年的流浪生活之后，当监号变成了从事秘密工作的住所时，流放就变成了休息。我住在阿尔秋欣的父亲家里，帕尔芬季·萨佐诺维奇是位严肃而认真的男子汉。老阿尔秋欣开着一家手工作坊，他同儿子们和女婿们一起生产省里最好的车轮钢箍，以厚实耐用著称的雪橇滑铁和　轭——这些东西被称为&1dquo;阿尔秋欣牌”产品。我也在这间作坊里干过活，那正是雷恰洛夫同的流放伙伴一起来到萨马尔斯克村的时候。